这句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的原文过渡，是那天沈玉堂在他稿子上点出来的。
中股和后股的论述一层叠一层往上砌，从“纵弟”推到“养患”，从“养患”推到“君王驭下之道非社稷之福”，最后束股收得干脆利落——“庄公之胜，胜于术，非胜于德。以术胜者，一时之利；以德胜者，万世之基。”
周大有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把笔往砚台上一搁，长长吐了口气。
痛快。
同一时辰，丁字号巷另一头。
方竹青面前的稿纸上，墨迹刚干。
他的破题没有周大有那么锋利外露，但刀子埋得更深。
“庖丁之解牛也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庄公之待共叔段，亦犹是也。不急于刃，先顺其理，知其节而后发，族解而不以为劳。”
通篇引经据典，《庄子》开路，《管子》铺底，《尚书》收束，行文雅正端方，挑不出一个俚俗字眼。
可那股劲儿，懂的人一看就明白——每一段论述都在找“节”，找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，找力气该往哪儿使才能一刀到底。
方竹青把稿纸叠好，放到一边。
手很稳。
再往后几格，钱粟写得最慢，但每一笔都没有废字。
十五岁的少年在沈玉堂纠正过的框架里稳稳推进，不冒进，不花哨，破题走的是正面，但切入的角度比陈家那帮人深了一层——他没有停在“孝悌”的表面，而是往下追了一步，论的是“制度缺陷导致骨肉相残”。
孙思源在自己最擅长的《诗经》本经题里断句精准，引文扎实，沈玉堂帮他堵上的那七处致命漏洞，一个都没再犯。
马平川的号舍在丁字号巷最深处。
他坐在木板上，面前的稿纸已经写满了大半。
落笔的时候，他的世界里没有号巷的嘈杂，没有恭桶的臭味，没有隔壁考生翻来覆去的叹气声。
只有文字。
跟关帝庙后院的六年一模一样。
三天两夜。
号舍里的蜡烛烧了一根又一根，恭桶的味道从第二天开始就已经让人反胃了，混着干粮碎渣和墨汁的气味，整条号巷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腐。
丙字号巷有个考生到第二天下午就撑不住了，趴在木板上浑身发抖，巡考官喊了两声没应，叫兵丁把人抬了出去。
安义县五个人坐得稳稳当当。
方竹青在号舍里啃干粮的时候把碎渣接在手心里，一颗都没掉桌上，吃完继续改稿，那条伤腿搁在木板底下，一动不动。
钱粟困了就靠着墙眯一刻钟，醒了接着写，呼吸从头到尾没乱过。
主考阁楼。
陈渊端着茶盏站在窗前，俯瞰整个考场。
号巷一排排延伸出去，几百个小隔间里伏着几百颗脑袋，安静得只剩翻纸和磨墨的细碎声响。
身旁的副考官凑过来说了两句场面话，陈渊点了点头。
“今年考生质素不错，想必能出几篇立意中正的佳作。”
茶盏端到嘴边，又抿了一口。
“中正”两个字，说得四平八稳。
第三天傍晚，交卷锣声终于响了。
三声铜锣，一声比一声急。
巡考官沿着号巷挨个收卷，考卷统一糊名、编号，由誊录官用朱笔重新抄写一遍，送往内帘阅卷室。
从这一刻起，谁写的什么，考官看不见名字，只看文章。
贡院大门重新打开的时候，夕阳已经沉到了城墙底下，只剩一点昏黄的余光洒在广场上。
考生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，很多人脚底发飘，脸色发青，三天两夜的消耗把人抽空了大半。
陈家崇文塾的人最先聚在一起。
七八个青衫考生围成一圈，有人拍肩膀，有人拱手，笑声在人群里格外扎眼。
“锦哥这篇破题写得漂亮，‘兄弟大义、庄公隐忍’，正合主考心意！”
“哪里哪里，你那篇也不差，咱们这回起码占三个前十。”
陈锦站在中间，折扇敲着掌心，笑得很松弛。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伸着懒腰的身影从他身后不紧不慢地晃了过去。
周大有把胳膊举过头顶，关节咔嚓响了两声，扭头冲走在前面的钱粟扯着嗓子喊了一句。
“哎呀，这次题目出得真偏，我那篇《郑庄公纵虎归山论》，不会被考官打死吧？”
声音不算特别大，但刚好够陈锦那一圈人听得清清楚楚。
纵虎归山。
陈锦转过身来，折扇停在半空。
周大有已经走远了，背影晃晃悠悠的，根本没回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