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听到陆鼎的话,终于抬起头来,那双眼睛里,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,是恐惧,是绝望,还是别的什么,没有人说得清。
“我们之前推动的那些民怨、民变……”
他没有把话说完,因为不需要说完。
正堂里的另外三个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。
他们之前为了让朝廷知难而退,派人散布消息,说朝廷要加税、要抢粮、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。
那些消息在苏州城里传得沸沸扬扬,百姓们人心惶惶,有的已经在准备闹事了。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,以为朝廷查不到他们头上。
但现在,福建全省的士绅都被拿下了。
连那些只是和林家做生意的、只是和林家有过书信往来的、只是没有举报林家的,全部被拿下。
知情不报,就是从犯。从犯,也要抄家拿人。那他们呢?他们散布谣言、煽动民怨,算什么?煽动民变?还是造反?
顾宪的手停住了。
申时雨靠在椅背上,闭上了眼睛。他的眼皮在微微跳动,不是从容,是不安。
他的手搁在椅子扶手上,手指微微蜷着,像是在抓着什么东西,又像是在松开什么东西。他在想——该怎么办。
继续闹?
福建全省的士绅都被拿下了,二十多万人被押往京师,队伍绵延数十里。
他们苏州的士绅,比福建的士绅多几根骨头?比福建的士绅多几条命?
继续闹,就是往刀口上撞。
皇帝正愁没人可以杀鸡儆猴,他们自己送上去,皇帝会客气?
不闹?
那之前散布的那些谣言、煽动的那些民怨,怎么办?
万一朝廷查起来,万一锦衣卫的暗探已经到苏州了,万一他们的名字已经写在锦衣卫的名册上了——怎么办?
王世贞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椅子在他身后向后滑了半尺,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,在安静的正堂里格外刺耳。
他没有理会那把椅子,在正堂里来回踱步,脚步很重,每一步都像是要把青砖踩碎。他的靴子踩在地面上,发出沉闷的、急促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擂鼓。
“不能闹了。”
他停下脚步,转过身来,目光在三个人脸上扫过。
他的声音还是沙哑的,但比刚才稳了一些,像是在绝望中找到了最后一根稻草,“立刻叫停所有的民怨、民变行为。”
“派出去的人,马上收回来。散布出去的消息,想办法澄清。不管用什么办法,不能让百姓真的闹起来。”
他顿了顿,深吸一口气,那口气吸得很深,很深,像是要把正堂里所有的空气都吸进肺里。
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一下,然后他的声音像是一道惊雷,在正堂里炸开。
“万一真的闹起来,朝廷就不会只拿福建了。”
这句话落下的瞬间,正堂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抽走了一样。
朝廷不会只拿福建,苏州也在江南,苏州也是赋税重地,苏州的士绅不比福建少。
如果苏州也闹起来,朝廷会不会也把苏州全省的士绅全部拿下?
会不会也把苏州的士绅押到京师去?
没有人知道答案,但没有人敢赌。
陆鼎点了点头。他的动作很慢,像是脖子上的骨头生了锈,每动一下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他的脸色还是蜡黄的,但他的目光比刚才清明了一些。
“我这就派人去收。”
他的声音还是有些发颤,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,“所有派出去的人,全部叫回来。所有散布出去的消息,想办法掩盖。”
“该灭口的灭口,该收买的收买,该威胁的威胁。不管用什么办法,不能让百姓真的闹起来。”
他站起身来,整了整衣冠,大步走出了正堂。
他的步伐很快,靴子踩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,发出急促的“咚咚”声。那声音从近到远,从大到小,很快就消失在了院子的拐角处。
顾宪也站了起来,整了整衣冠。他的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,像是每一个动作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。
他将袖口上的褶皱抚平,将腰间的丝绦系紧,将胸前那枚古玉摆正。
虽然手在微微发抖,但他的表情很平静,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“我去联络其他士绅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,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,“让他们也把人收回去。告诉他们——福建就是前车之鉴。谁要是还敢继续闹,谁就是下一个福建,谁都跑不掉。”
他转过身,大步走出了正堂。他的步伐比陆鼎慢一些,但每一步都很稳,靴子踩在青石板上,发出沉稳的、有节奏的声响。
申时雨最后一个站起来,他没有急着走,而是走到窗前,推开窗户。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照在他清瘦的脸上,照在他微微佝偻的背上。
他的目光穿过窗户,望向院子里的老槐树,望向树冠间漏下的斑驳阳光,望向那些在树叶间跳来跳去的麻雀。
蝉鸣声从老槐树上传来,一声一声,吵得人心烦意乱。但他没有关窗户,就那么站在窗前,让阳光照着他的脸,让蝉鸣填满他的耳朵。
“二十余万人。”他低声说,声音很轻,轻得像是在对窗外的蝉说话,“皇帝下手真狠呀。”
没有人回答他。
与此同时,杭州、湖州、嘉兴、松江、常州——江南的每一个府、每一个县,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场景。
士绅们关起门来,压低声音,商量着同一件事——怎么把之前煽动起来的民怨按下去,怎么把自己从这场风暴中摘出来。
杭州的士绅们反应最快,杭州离福建近,消息传得快,福建的惨状他们听得最清楚。
杭州知府甚至不需要再派人去催,杭州的士绅就主动找上门来,表示愿意配合朝廷催缴赋税,愿意补缴历年来的拖欠。
他们之前散布的谣言——说朝廷要加税、要抢粮、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——现在要一个一个地澄清。
杭州士绅们花了大价钱,派人去澄清谣言,说之前那些消息都是谣言,是有人故意散布的,朝廷从来没有要加税,从来没有要抢粮,从来没有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。
他们还派人到乡下去,挨家挨户地解释,说之前的消息是假的,让大家不要相信,不要闹事。
有的士绅甚至自掏腰包,给那些已经被煽动起来的百姓发了“安抚费”,一人几百文钱,说是“误会”,让大家“消消气”。
百姓们拿到钱,也就不闹了。
湖州的士绅们比杭州的士绅慢了一步,但也不算太慢。
湖州的士绅们开了一夜的会,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去各乡各村,把之前派出去散布谣言的人收了回来。
有的士绅更干脆,直接把那些负责散布谣言的管家辞了,推得一干二净——“是管家自作主张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