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二）严格奖惩标准：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
宣帝深知，考核的最终目的是激励官员廉洁奉公、积极履职。因此，他明确提出“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课，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”的主张，将“信赏必罚”作为吏治管理的核心原则。
1. 对政绩突出者：多重奖励，树立标杆
对于在考核中表现优异、政绩突出的官员，宣帝从不吝啬奖励，奖励方式涵盖了精神、物质、政治待遇等多个层面：
玺书勉励：宣帝会亲自撰写诏书（即“玺书”），对官员的政绩予以肯定和赞扬，这种来自帝王的直接认可，是对官员最大的精神激励。例如，胶东相王成在任期间，成功安抚了数万流民，让他们重新定居、从事农业生产，宣帝得知后专门颁布玺书，称赞其“治有异等”，将其树为全国地方官的榜样。
增秩赐金：在原有俸禄基础上提高品级（即“增秩”），并赏赐黄金。汉代郡太守的俸禄分为多个等级，最高为“二千石”，而宣帝对特别优秀的官员，会将其俸禄提升至“中二千石”——这一等级与朝廷九卿（如太常、光禄勋等）持平，意味着官员虽未升迁职务，却享有与中央高级官员同等的待遇。同时，宣帝还会赏赐数十斤至数百斤不等的黄金，以物质奖励肯定其贡献。
爵关内侯：关内侯是汉代二十等爵中的第十九等，虽无实际封地，但享有政治名誉与免税特权，是对官员政治地位的极大提升。例如，名臣黄霸曾因过失被贬，后以八百石官秩出任颍川太守，在任八年期间，他推行教化、劝课农桑，使颍川郡社会安定、百姓富足，宣帝为表彰其功绩，不仅将其俸禄提升至中二千石，还赐爵关内侯，让其跻身贵族行列。
升任九卿或三公：对于特别优秀的地方官，宣帝会将其调入中央，担任九卿（如廷尉、大司农）或三公（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）等高级职务。例如，邴吉早年曾在地方任职，因治理有方被调入中央，后逐步升任御史大夫、丞相，成为宣帝一朝的核心重臣。
2. 对不称职或有罪者：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
与对优秀官员的厚赏相对应，宣帝对不称职、贪腐或违法的官员，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：
免官罢职：对于政绩平平、无所作为的官员，宣帝会直接将其免职，剥夺其官职与俸禄。
贬官流放：对于有轻微过失或治理不力的官员，会将其贬至偏远郡县任职，或流放至边疆地区。
法治罪：对于贪赃枉法、欺压百姓、甚至谋反作乱的官员，宣帝绝不姑息，一律交由廷尉审理，依法判处死刑、腰斩或族诛。例如，霍光的女婿范明友因参与霍氏谋反，被宣帝下令处死；一些郡太守因虚报赋税、克扣赈灾粮款，也被依法严惩。
这种“赏罚分明”的机制，彻底扭转了霍光专权时期官场的懈怠风气，让官员们既感受到了帝王的信任与激励，也意识到了失职渎职的严重后果，从而形成了“人人思进取、个个惧贪腐”的良好官场氛围。
除了考核与奖惩，宣帝还创新性地推行了“官员久任”制度——这一制度并非宣帝首创，但在他手中发展到了最为完备的阶段，成为培育“良吏”群体的关键举措。宣帝认为，官员频繁调动会导致治理政策缺乏连续性，也会让官员难以深入了解辖区情况、建立与百姓的信任；而“久任”则能让官员安心履职，制定长远的治理规划，真正做到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。
（一）“久任”范围：从中央亲信扩展至地方高官
宣帝将“久任”制度的实施范围分为两类：
1. 中央亲信近臣：对于侍中、尚书等直接参与朝政的亲信官员，宣帝实行“终不改易”的政策，即一旦任命，除非有重大过失，否则长期任职，甚至其子孙也能因父祖的功绩获得荫庇。例如，宣帝的亲信大臣张安世，长期担任尚书令、大司马等职，深得宣帝信任，其家族在宣帝一朝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。这种“久任”让中央核心机构的官员熟悉政务、各司其职，形成了“枢机周密，品式备具，上下相安，莫有苟且之意”的稳定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