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，宣帝制定了“循序渐进、分步削权”的策略，首先从最关键的“兵权”入手。他以“调整宫廷防卫体系”为由，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担任的东宫、西宫卫尉职务。卫尉一职负责皇宫的宿卫工作，是保障帝王安全的核心职位，霍氏女婿掌控此职，相当于在宣帝身边安插了“眼线”与“威胁”，解除他们的职务，意味着宣帝彻底夺回了皇宫的防卫控制权，消除了身边最直接的安全隐患。
紧接着，宣帝又将矛头指向了京城的地方兵权：他下诏将霍光的外甥女婿从中郎将任上调离，将其孙女婿从骑都尉任上罢免，并收回了他们的官印，彻底剥夺了他们对京城部分精锐部队的指挥权。在清除霍氏亲信的同时，宣帝迅速填补权力真空——他任命自己的亲信，即许氏家族（岳父许广汉的族人）与史氏家族（宣帝祖母史良娣的族人）的子弟，担任南北军与羽林郎的统帅。南北军是汉代京城最精锐的部队，北军负责守卫京城外围，南军负责守卫皇宫内部，羽林郎则是皇帝的贴身禁军，将这三支核心军事力量交给亲信掌控，意味着宣帝彻底掌握了京城的军事主动权，为后续应对霍氏集团的反抗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。
在收回兵权之后，宣帝开始着手削夺霍氏集团在行政体系中的核心权力，首当其冲的便是霍光之子霍禹。霍禹在霍光去世后，继承了父亲的部分权力，担任右将军，掌握着部分屯兵的指挥权，是霍氏集团在朝中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宣帝深知霍禹的影响力，若直接罢免其职务，极易引发霍氏集团的反弹，故采取了“明升暗降”的策略——他提拔霍禹为大司马，这一职位在汉代属于最高军事荣誉官衔，看似地位尊崇，实则并无实际兵权。与此同时，宣帝收回了霍禹此前担任的右将军屯兵指挥权，让其“有名无实”，彻底剥夺了霍禹在军事体系中的实际权力。
除了针对霍禹，宣帝还对汉代的“上书制度”进行了关键改革，以此架空霍山、霍云“领尚书事”的职权。在此之前，吏民上书需先提交给尚书台，由“领尚书事”的霍山、霍云先行审阅，再决定是否呈递给皇帝，这意味着霍氏集团掌握了“信息筛选权”，可以随意扣留对自己不利的奏疏，甚至篡改上书内容。宣帝深知这一制度的弊端，故下诏规定：今后吏民上书，可直接呈递皇帝审阅，无需经过尚书台；同时，群臣百官进见皇帝，可独自往来，无需经过霍氏亲信的通报。这一改革，彻底打破了霍氏集团对“政令上传”与“君臣沟通”的垄断，让霍山、霍云的“领尚书事”职位沦为虚职，失去了对中枢决策的干预能力。
通过“收回兵权、明升暗降、改革上书制度”这一系列步骤，霍氏集团掌握的实权被剥夺殆尽，西汉的权力重心逐渐从霍氏家族转移到宣帝手中。面对这一局面，霍氏集团内部的心态也从最初的“不满”逐渐转变为“惶恐不安”——他们清楚地知道，失去权力意味着什么，尤其是在许皇后死因逐渐暴露的背景下，一旦宣帝彻底掌控局面，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严厉的清算。
而真正让霍氏集团下定决心“铤而走险”的，是他们最终知晓了霍显毒杀许皇后的全部真相。当霍山、霍云、霍禹等人得知，自己的家族不仅因专权被宣帝打压，还背负着“毒杀皇后”的重罪时，内心的恐惧与绝望让他们滋生了“谋反”的邪谋。恰在此时，霍云之舅李竟的好友张赦，见霍氏家族已岌岌可危，便向李竟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建议：让李竟通过霍显说服上官太后，先以太后的名义下诏，杀死当权的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（这两人是宣帝的核心亲信，也是霍氏集团的主要“眼中钉”），然后再罢黜汉宣帝，扶持霍禹登基称帝，以此保住霍氏家族的既得利益与性命。
张赦的这一建议，很快便被长安男子张章知晓。张章本是一介平民，却心怀家国，他深知霍氏集团谋反将给西汉带来巨大灾难，故立即将此事告发至朝廷。宣帝接到告发后，并未立即采取极端措施，而是将此事交给廷尉（汉代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）处理，同时命执金吾（汉代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）拘捕张赦、石夏（霍氏集团的亲信）等人。然而，在案件即将深入调查之际，宣帝却突然下诏制止，以“看重上官太后的面子”为由，不准继续拘捕涉案人员，也未对霍氏集团深究此事。
宣帝此举，并非是对霍氏集团的“宽容”，而是一种“欲擒故纵”的策略——他深知霍氏集团此时已有谋反之心，若此时将张赦等人定罪，虽能打击霍氏集团，但无法彻底根除其势力；相反，暂时搁置此案，会让霍氏集团更加恐慌，促使他们更快地暴露谋反的真实意图，从而让宣帝有理由“名正言顺”地彻底清除霍氏势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