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迅速抓住这一“政治错误”，带头在朝堂上声讨夏侯胜。
蔡义出身文法吏，深谙官场规则，他将夏侯胜的言论定性为“大逆不道”——在汉朝律法中，“毁谤先帝”是重罪，足以株连家族；田广明则进一步揭发，丞相长史黄霸事先已知晓夏侯胜的观点，却未向朝廷举报，属于“包庇怂恿”。两人的指控形成了完整的“罪证链”，既打压了夏侯胜的“逆言”，又借机清除了朝堂上的“异见者”。
最终，夏侯胜与黄霸双双被捕入狱，关押至本始四年才被赦免——夏侯胜出狱后担任谏大夫、给事中，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，这场朝堂风波暂时以“异见者”的受挫告终。
夏侯胜事件平息后，公卿大臣们迅速加快了拟定武帝庙乐方案的进程。本始二年六月庚午日，一份详尽的方案被呈送至宣帝面前：其一，尊汉武帝的庙号为“世宗”——在汉朝宗庙体系中，“太祖”（刘邦）、“太宗”（刘恒）是公认的“贤君”代表，“世宗”的庙号意味着将汉武帝与太祖、太宗并列，确立其“世代祭祀、永不废绝”的崇高地位；其二，在世宗庙中演奏《盛德》《文始》《五行》三支舞曲——《盛德》象征帝王的功德，《文始》源自舜乐，代表礼仪传承，《五行》则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，暗含“天命所归”之意，三支舞曲的组合，从“德”“礼”“天”三个维度强化了汉武帝的神圣性；其三，在汉武帝生前巡行过的四十九个郡国建立世宗庙，与太祖庙、太宗庙的祭祀体系接轨——这一举措将“尊祖”仪式从长安延伸至全国，使各地百姓都能参与到对汉武帝的祭祀中，进一步巩固了汉武帝的“全国性先帝”形象。
宣帝对这一方案极为满意，当即批准并下令在全国推行。为了彰显这一决定的“普天同庆”，宣帝还颁布了一项普惠性政策：给全国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级爵位，同时赏赐酒肉。在汉朝，爵位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还与田宅、赋税、法律特权直接挂钩，“赐爵”是皇帝笼络民心、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。宣帝通过这一举措，将“尊祖”与“惠民”结合，既强化了自己“孝治天下”的形象，又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。
从宗庙制度的角度来看，这一方案的落地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。根据中国古代宗法制传统，“立庙”是“正统”继承者的专属责任，而主丧、主祭更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——只有通过主持先帝的祭祀仪式，才能证明自己是“合法继承者”。宣帝即位时，汉武帝已去世三十余年（汉武帝驾崩于后元二年，公元前87年），他不可能像正常继位的太子那样，为先帝主丧；而汉昭帝（汉武帝幼子）在位期间，因霍光辅政、皇权旁落，既未出临汉武帝葬礼，也未能为汉武帝立庙，这就导致汉武帝的“祭祀合法性”出现了一段“空白期”。
宣帝正是抓住了这一空白，以“为武帝立庙”为突破口，宣示自己与汉武帝的“嫡系遗脉”关系——尽管戾太子刘据曾因“巫蛊之祸”被废，但宣帝作为刘据的孙子，是汉武帝血缘最近的后代之一。通过立庙、定庙号、设庙乐，宣帝将自己的“继位合法性”与汉武帝的“圣君形象”深度绑定，向天下传递出“我是汉武帝正统继承者”的信号，从而逐步摆脱霍光集团的牵制，树立自己的皇权权威。